1954 年广西铀矿石见证两弹一星事业发轫，我国创建原子能事业战略决策确定

在核工业北京地质研究院中国核地质标本陈列馆里，一块灰黄色的矿石，依然保留着67年前的“锋利”，当工作人员用先进的伽马仪慢慢瞄准它时，伽马仪突然发出“咔嚓”的响声。

1954年，广西产出的这块铀矿，见证了“两弹一星”工程的开端。面对美国发动朝鲜战争，甚至扬言要用原子弹封锁中国，我国领导人意识到，必须拥有核武器，建立自己的核盾，才能增强国防实力锋芒奇迹，维护祖国的和平。

1955年1月15日，毛泽东主席在中南海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讨论建立我国原子能工业的问题，也正是在这一天，做出了建立我国原子能工业的战略决策。

践行科学救国之志

当研制“两弹一星”工程成为国家和时代的选择时，怀揣“科学救国”梦想远渡重洋的科学家们纷纷回到祖国，“回国不需要理由，不回国需要理由”成为那个时代的最强音。

为了回国，钱学森忍着重担五年，历经曲折，终于在1955年踏上了回国的征程。他曾深情地说过：“科学没有国界，但科学家有祖国。”钱学森的回国大大加快了中国“两弹一星”的科研进度。

先期回国的钱学森曾给同学郭永怀写过好几封信：“快来，快来，我们拼命欢迎你！”郭永怀的妻子李佩后来回忆说，因为知道自己在美国受到了多方的关注，郭永怀在回国前的一次同事聚会上，把十几年积累的未发表的手稿全部当着众人的面扔进了篝火里。1956年9月底，郭永怀和家人启程回国。

1948年锋芒奇迹，钱三强放弃了在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担任研究导师的优越工作和生活条件，毅然选择回到饱受战火摧残的祖国。

据统计，在23位“两弹一星”功绩勋章获得者中，有近20人在新中国成立前后从国外归来。

在当地培养、成长的“两弹一星”工程参与者，也闪耀着“科学救国”的光辉。

被誉为“土特第一人”的于敏先生，成长于旧中国最动荡的时期，战乱不堪，颠沛流离。年幼的他常常和大他三岁的姐姐躲在炕沿下躲避呼啸的子弹。有一年夏天，刚学会骑自行车的于敏差点被一辆横冲直撞的日本吉普车压死。童年无法治愈的屈辱激发了少年于敏的民族自尊心，成为他毕生“科学救国”、“愿为国家和民族的事业奉献一切”、“中华民族不欺人，也不能被人欺”的精神动力。

做惊天动地的事，做一个默默无闻的人

“两弹一星”事业辉煌而又神秘，它的神秘需要无私的精神支撑，需要奉献的精神坚守。

1961年4月的一天，在北京的一个部长办公室里，世界著名物理学家王淦昌面临一项特殊的工作，他被告知，这是一项政治任务，一旦入党，就必须断绝一切海外联系，并做好终生隐姓埋名的准备。

此时，王淦昌已年过五十，突然被要求放弃自己擅长的物理学基础研究，投身于核弹研制的新事业。面对这一人生和事业的重大抉择，王淦昌沉吟片刻，然后用铿锵有力的声音说出：“我愿意为国捐躯！”

1963年，后来被称为中国“核司令”的程开甲突然从学术界消失，进入有“死亡之海”之称的罗布泊，潜心从事中国的核武器研究和核试验。程开甲回京定居时，已在茫茫戈壁滩上工作生活了20多年，参与了30余次各种试验方式的核试验的决策。

面对一个又一个白手起家的艰难抉择，被誉为“奇女子”的王承书用三个“我愿意”肩负起国家的重托——告别丈夫和儿女，在50多岁时转行研制原子弹核心燃料高浓缩铀，用生锈的手摇计算机计算海量数据。

除了这些著名的科学家，与他们一起奋斗的还有成千上万的普通建设者，他们来自五湖四海，怀揣着背井离乡的共同心愿，在茫茫戈壁上、在新中国国防事业发展的道路上洒下了自己的心血和汗水。

“干惊天动地之事，隐姓埋名。”在“两弹一星”事业中，有太多奉献、牺牲的人，他们以“热爱祖国、无私奉献”的共同追求和崇高心境，成就了“两弹一星”伟业，在攀登现代科技高峰的征程中创造了非凡的奇迹。

何良